第220章 千里长龙斩中腰 百万大军渡长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蒋介石面对军事上巨大失败、政治上地位不稳、经济上迅速崩溃的境况，不得已玩弄老手段，声称“主动下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

此时，一向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胁迫蒋下野以取而代之，随即，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情况下，又一次下野，隐到幕后，继续操控民国局面，打出假和谈真分治把戏。

一些中产阶级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1948年12月30日，他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之职。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 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桂系应与蒋决裂，站到人民一边。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在广州劝说孙科，迁回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遭到他的坚拒。但一听到新华社广播愿同他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在2月25日从广州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对共和谈三项原则”随之产生。其中，第二条是：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李宗仁明白，这个“三原则”实质上仍是蒋介石的把戏。

　　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3月26日，即他们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四月一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1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并宴请四野军、师以上干部，并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从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4月8日，为了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他看了李宗仁的信后对张治中说：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又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第二天，毛泽东又同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章士钊交谈。第三天，同黄绍竑、刘斐谈。毛泽东在询问了黄、刘到北平的生活情况之后，对刘斐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刘斐说：“我是醴陵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为了促成和谈成功，毛泽东还作了许多相应的部署。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可不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到二十二日渡江；三、目前数日内（11日至16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他们在会后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4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告诉他们：“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要他们做好多种准备。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国民党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败战求和，明白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劝国民党政府接受。16日，毛泽东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并叮嘱前线指挥员：“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

宜昌至上海段1800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集中了115个师约70万的兵力，其中，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率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率75个师45万人防守，除此，尚有海军舰艇130余艘、飞机300余架配合陆军作战。

早在1948年初，刘伯承挺进大别山立住了足，完成了毛泽东兵渗江淮，牵制蒋军的布局，之后，毛泽东考虑长江天堑问题，继续排兵布阵，意欲兵渗江南。曾令粟裕分兵转战江南，一来牵制，二来早破长江之险。粟裕得令准备了几个月后，却建议留在江北。无奈，毛泽东求其次，准其代理华野，在中野、西野的牵制、参与下，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此后，蒋氏着手经营台湾，为败退留下后路。局面果然一发不可收，现在，解放军饮马长江，问鼎江南。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总部由肖县南蔡洼村移驻铜山北望村，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月12日“关于华野、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并要完成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命令，华野于2月9日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之后成立了华东军区，调整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及华东军区于2月12日到达北望，2月15日中央军委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到达北望，四大机构齐聚北望，在这里研究和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即渡江战役作战方案。2月2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名向第三野战军下达《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即“京字第一号命令”，随即三野政治部、三野后勤部分别下发《向江南大进军的政治工作指示》和《关于京沪杭战役后勤工作的通知》。3月17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致电第三野战军各兵团部署渡江作战，3月18日，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就渡江战役部署及渡江作战准备工作致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3月2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总前委成员按预定部署，由北望出发，经徐州南下，至蚌埠孙家圩子。四大机构离开北望，标志着渡江战役的部署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此前，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总前委接受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的建议，将总前委指挥部设在合肥肥东撮镇瑶岗村，华东局亦和总前委同时进驻。3月27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陈毅到达瑶岗，与先期到达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会合，统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四野十二兵团渡江作战。

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总前委、华东局联席扩大会议，部署渡江作战任务和接管江南新区及支前工作。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意图，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以第3野战军8个军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在粟裕、张震指挥下，在扬中至靖江段渡江；以第3野战军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在谭震林指挥下，于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以第2野战军9个军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在刘伯承指挥下，于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同时，决定以4野第12兵团率两个军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攻取信阳，威肋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2野渡江作战。

自古长江为天险，曹操 83万大军兵败赤壁，始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近百年，皆因长江阻隔；宋太祖赵匡胤也因长江而暂据江北，后因樊若水献计量江，才得以统一。

相传，樊若水家住贵池长江边，与铜陵大通隔青通河相望。当时，江南这一带隶属南唐，江北即是赵匡胤的大宋。樊若水远赴都城金陵参加科举考试，因奸臣当道，嫉贤妒能，樊若水不仅没中，反而受到奚落和轻慢，于是，就产生投宋之念。然而，布衣之身的他如何取信于人呢？宋国之所以不据江南是因为长江天险，何不帮助宋军南渡长江，统一全国，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呢？回到家中，他找了一只小船，佯装渔民，用丝线暗中丈量长江的宽度为六百丈，心里产生了一个建长江浮桥迎大宋骑兵渡江作战的构想，并准备用这些情报和计策作为投奔大宋的见面礼。后来，樊若水从铜陵羊山矶偷渡到江北，被迅速送往汴京，他向赵匡胤献上“浮梁取江南”之计，得到赵匡胤的赏识，并亲自为其改名叫樊知古，赐进士及第，让他在家乡贵池的对江，做舒州军事推官。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秋，宋将曹彬率大军10万南下，命樊知古为向导，在铜陵对江的湖里造好浮桥，顺江漂至采石矶江面，相连成桥，宋军顺利渡江，直抵金陵，消灭了李煜的南唐政权。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却有着巨大的不同。975年后，人民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然而，滔滔江水依旧奔流不息，这条长龙横亘在前，哪儿是突破口呢？

刘伯承率领二野南移六安、寿县、正阳关、固始、潢川、息县一线，根据中央军委确定渡河日期，全军主力3月31日前压迫到达长江北面预定作战指定位置。

3月24日，枞阳前线，刘伯承紧急部署渡江作战，必须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下，针对敌人的弱点做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主力应乘破竹之势，放胆向指定地点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施行迂回，截断敌人退路而兜歼之。要大量使用迫击炮发射炸药包，炸毁敌人的工事和步兵集群。为此，刘伯承选择以铁板洲为突击点。

铁板洲，位于皖枞阳县东南1公里处的长江主航道北侧，属于铁桐乡。明代中叶形成，清朝乾隆年间铁板洲尾铜板洲出水，同治年间两洲相连。清朝末年围垦，南北长6公里，东西最大宽度为4公里，面积大约有16平方公里，30年代南岸逐渐淤积形成玉板洲，面积2平方公里，为芦苇滩地。现在铁板洲,孤立于大江北岸,葫芦形状,洲上长满高高的芦苇,长江伸出的人字形的夹江在它四周环绕。这里便于隐蔽,便于观察,便于船只活动。

1949年4月，李德生率二野第3兵团第12军35师胜利攻占长江防线铁板洲阵地，夺取渡江跳板。

在铁板洲斜对面是贵池，下游51公里即是铜陵，二野与三野主攻衔接点即是铜陵羊山矶。1949年3月，华东军区野战军第九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在军长聂凤智和政委刘浩天的率领下，由淮海战役战场奉命南下，开赴皖无为县境，紧张地准备渡江工作。 

3月江南，水长草长，无为江滩，蔚然呈绿，堤岸之树，微风吹芽，生机勃勃，到处充满了春的气息。精于侦察工作的聂凤智带着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突击队长，多次到无为江边了解敌情、地形、水情，选择渡江突破地点。由于这里已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对岸敌军常瞄着北岸骑马的干部打冷枪冷炮，聂凤智等都改穿便衣，有的牵着牛，有的背着粪筐，有的扛着锄头。聂凤智认为，长江自古称天堑，这次渡江战役，必须实施敌前登陆，背水作战。登陆地点，既是攻击点，又是立足点。如果选择不当，碰到‘硬钉子’，攻不上，撤不下，渡江部队暴露于波涛滚滚的江面上，无遮无蔽，横遭敌人炮火杀伤。所以，对于登陆地点的选择，聂凤智组织人员反复侦察、研讨。近一个月时间，他亲自指挥侦察部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先后渡江十次，成功八次，获取了大量情报。79师侦察队副排长齐进虎，率部趁雨夜偷渡到江心黑沙洲，遭敌人严密封锁。他与另外两名同志昼伏夜出侦察敌情，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顽强坚持八天八夜，获取了敌人的江防情报，并于大军渡江前夕，乘菱角盆返回北岸。军侦察营二连班长张云鹏，带三名战士首次渡江捕俘。他们上岸后与查哨的敌人一官一兵遭遇。张云鹏眼疾手快，一枪打倒敌兵，一个箭步上去扭住了敌军官，并迅速将俘虏押回。经过多次侦察，大致上摸清了当面江防之敌兵力分布，掌握了长江水情及涨落潮规律。

然而，聂凤智总觉不足。他要掌握敌情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于是他和刘浩天商量，派遣一支侦察分队先遣渡江，详尽细致地掌握可靠的敌情资料。随之，27军请示中央，很快，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立即作出批示，对他们这一大胆构想极为赞赏，责成聂凤智妥善实施。于是，聂凤智抽调三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242团参谋长章尘和军侦察科长慕思荣分任正副大队长，先行率队渡江执行侦察任务。 

4月6日，夜幕刚刚降临，烟波浩渺的长江边石板洲，浪涛拍岸，波光闪闪，二十七军的侦察英雄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一艘艘木船翻过堤坝，在江面上摆开，悄然无声地登上船，待命出发。此时，聂凤智、刘浩天、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副参谋长李元等来到江边为他们送行。

20时，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章尘下达了渡江命令。全大队300人分成四路，分乘20多条木船，从石板洲出发，成一字形齐渡，箭般向江心射去。战士们全神贯注地环视江面，黑沙洲上的敌人碉堡、铁丝网和木桩隐约可见。快接近敌岸时，突然，对岸“叭”、“叭”响了两枪。章尘意识到敌哨兵已经发现了他们，如不急速登岸，就有人和船被击沉的危险。于是，他果断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 

22时左右，四路分别在北埂王家、十里场江堤和金家渡之间登陆，然后一路向三江口搜索前进。到了三江口，又按原计划找渡船通过两道内河，直扑宣城县境的阳山。先遣队登上阳山后，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敌人从山下围了上来。为了保存实力，争取时间，迅速与江南游击队会师，章尘命令战士不准开枪反击。他巧妙地把13个号手分布在山的周围。当敌人爬到半山腰时，满山遍野响起了冲锋号，吓得敌军退下山去。另一路登陆后向铜陵狮子山前进，后又转移到南陵戴公山。铜青南工委书记徐世达在甘家冲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交通员缪运松前往戴公山与侦察营联系。他行至谢家村与敌遭遇，不幸牺牲，到达戴公山的侦察营一部分人，在向导张家道带领下到了甘家冲，另一部分人来到羊山，找到游击队负责人查彬，由他带领来到甘家冲，还有少数的侦察营战士，从叶山、迪龙冲、吴村找到甘家冲，几路汇合与部队休整两天后，徐世达带游击队一个班，护送侦察营战士前往泾县陈塘冲，与另一路侦查人员及江南游击队会师。4月11日，沿江工委召开各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详细布置了迎接大军渡江的具体工作。

很快，先遣队与江北渡江指挥部取得联系。4月18日，先遣队从江南发送一个重要情报：敌人发现我中路兵团的进攻部署，并针对这一部署改变了防御计划，汤恩伯把防守芜湖一线的敌20军全部西移到繁昌、铜陵一带。国民党20军是敌人江防部队中的骨干，在以往的作战中，没有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还保持着一股傲气。这个军放在我们突击方向上，会给我们的进攻带来更多的困难。同时，原来布防在繁昌、铜陵一带的敌88军防线缩短，战斗力也就得到相应加强。渡江前线总指挥部后来又获悉：汤恩伯令20军从4月18日开始西移，其先头一个师19日要进抵三山街。

敌20军西移，对解放军渡江极为不利，中路突击集团又急需江北铜陵段的防御具体情况，获取这一情报的任务就落到皖南地委，皖南地委将任务布置给铜陵县县委，要求他们立即查清江边敌人的情况，尽快送到江北。

自1930年10月，凌霄受皖北特委指派，前往铜陵丁家洲建党，于1931年春建立铜陵党小组，凌霄任组长。同时，凌霄还化名胡新华，以教书为名，深入到溪口一带农村，发展党组织。

凌霄，字子昂，1905年9月18日出生在贵池城南里山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秋，投考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他被编入第二团六连。同年毕业后，先任广州工商缉私队队长，继在广州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频繁活动于汕头、厦门、广州和香港等地。

1927年，他奉命调往国民革命第十一军教导师二团，参加北伐，因屡建战功，先后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凌霄受党的指示回到广州，打入海关税警队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由于身份暴露，受到反动当局通缉，遂于1928年2月离开羊城，回到故乡贵池。

1928年冬，凌霄任贵池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贵池特支书记兼组织委员。1929年春，凌霄领导并开展了“倒胡斗争”，使县中乃至其它各校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同时，特支还领导开展了兵运工作。凌霄亲自打入伪县自卫团，1929年夏，促使其队长钱炳富率众哗变，打死伪自卫团长黄亚庭。在敌人内讧时，特支趁机策动20余名士兵起义，投入我武装暴动的行列。后因“左”倾路线错误，导致武装暴动“早产”。

同时，特支派洪久儒和凌霄领导馒头山煤矿工人进行罢工，他们先后深入矿区，进行秘密活动。1930年2月，在特支的发动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馒头山煤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9年底，凌霄受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派遣，化名严宽，前往潜山参加“请水寨暴动”。1930年2月暴动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凌霄先后任参谋长、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等职。暴动期间，先后取得水吼岭战斗、攻战英山和霍山县城的胜利，创建了以天堂镇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根据地遭受强敌进攻，凌霄赴皖南各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上半年，他还在溪口大、小麦坑一带组织了一支90多人的游击队，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年10月，凌霄亲率这支队伍袭击了泾县曹溪的团防局并取得胜利。

1931年底徽州工委成立后，凌霄奉命和工委书记鲁国储等人一起，在贵池源头帮助成立以李鸿鸣为书记的秋浦县委。1932年春，凌霄又和芜湖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巡视员刘震一道，帮助筹建祁门县临委。特别是1932年6月徽州工委第二次会议后，为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行动，凌霄常扮成货郎，日夜奔走于宣城、贵池、祁门、秋浦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经过凌霄等人的努力，皖南许多地区成立了农民团、互济会和少先队。1932年下半年开始，皖南地区党组织连遭敌人破坏，凌霄失去与徽州工委的联系，但仍隐蔽坚持。1933年5月，敌人对凌霄的追捕日益加剧，他化名胡新华，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到泾县翟村。一边教书，一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凌霄不幸在泾县被捕，并被押解至贵池。当国民党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向乃褀得知凌霄被捕后，企图软化凌霄，凌霄丝毫不为所动，敌人便施用酷刑，对凌霄轮番拷打，而得到的却只是“大丈夫不在枪下死，就在刀下亡”的铮铮铁言。

1935年1月的一天清晨，凌霄慷慨就义，时年29岁。

凌霄就义后，铜陵党组织不断扩大发展，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重庆和谈判，中共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8个根据地。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对已撤出的解放区群众和干部战士家属实行残酷的迫害。为了阻止国民党挑起内战，反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保护皖南根据地人民群众，华中分局决定，已经撤到江北的皖南同志，需要调一部分返回皖南，继续坚持皖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1945年9月，从皖南地区北撤到巢湖楚歌岭的铜陵游击队，被告知下午4点渡过巢湖。下午两点刚吃过午饭，侦察员送来一封信，皖南地委张恺帆看后，就把朱农和陈爱曦找去，传达皖江区党委和皖南地委的指示，要他们回师皖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保护那里的群众和我军干部、战士家属。于是，陈爱曦、朱农和陈尚和挑选了几名战士，连夜步行100多华里，次日拂晓赶到无为江边新沟镇，当天晚上回到铜陵。

到铜陵后，他们在顺安附近与杨明会合。10月10日，由杨明主持，他们在庵门口肖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肖村在大城山脚下，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常驻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地形也有利。选择这里开会和整编部队，是最适合的地方。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沿江中心县委，领导皖南铜陵地区的游击战争；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大家认为，沿江中心县委的领导都是抗战时期坚持沿江地区的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群众基础好，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现在困难得多，现在一切都是独立自主，远离上级党组织，需要重新开辟根据地。会议着重研究了沿江这一狭长地带能否继续坚持的问题，中心县委最后决定，背靠山区，面向平原，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分散开展游击战争。斗争的任务是：反蒋反内战，保护群众利益，为解放皖南创造条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分散活动，他们分设两个县委，一是中共铜青南县委，由朱农、陈尚和、陶刚、尹彬组成，朱农任书记。一是南繁芜县委，由王文石、马文杰、王安葆组成，王文石任书记。中心县委还决定，开辟新区，积极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由陈爱曦率部先行，向泾县、青阳、南陵地区转移。另将原来留在皖南的南繁芜王文石部40余人，铜青南张良仕部30余人，青北尹彬部10余人，杨明同志从江北带来的3个主力连290余人和返回的10余人统一编队，定名为“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长查富德，政委杨明，政治处主任钱秋育，总队以下编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共6个区队，每区队约60余人。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他们建立了茗山根据地。很快到了1948年7月，中共皖南地委决定成立沿江工委，统一指挥皖南沿江地区党政军工作，以利解放军渡江。沿江工委由孙宗溶任书记，沿江支队也同时成立，支队长陈洪，支队副李友白，政委孙宗溶，支队主力约3个营，1000多人。

为加强沿江第一线的工作，沿江工委于1949年2月决定成立铜陵、繁昌、南陵、青阳4个县委。工委决定由陈爱曦兼任铜陵县委书记，委员陈策，候补委员徐世达。陈爱曦到任后，立即赶到铜陵县委所在地茗山冲，及时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皖南地委1月8日指示及2月7日的补充指示，进一步落实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掌握敌军情报，陈爱曦与陈策商定，派徐世达负责铜陵至荻港一线；查彬负责铜陵至大通一线。

1949年2月以来，荻港至大通一带国军又调集了两个师的兵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坝埂头的江边还布置了一个炮团。到了4月，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皖南地委要求铜陵县委，立即查清江边敌人的情况。

4月15日清晨，县委书记陈爱曦把这个任务交给县大队一连副指导员孙科和侦察班长王步升、侦察员李艾堂3人。4月17日，他们圆满完成任务。他们查明敌刘汝明部有两个师分驻铜陵至大通、铜陵至获港一线，一个师部驻大通，一个师部驻崔家祠堂。炮团指挥所设在离阮村两华里的坝埂头。敌人在沿江都用铁丝网连成障碍，3步1个暗堡，100米1个明堡，大的驻1个排，小的驻1个班，每隔200米有一个民夫的流动哨，重要交通要道和港口有敌人的武装巡逻队。根据情报，我们找人迅速整理并绘制了一幅精确的地图，找到水性好的交通员赵傍根，要求17日晚泅渡长江，把这一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江北人民解放军中路渡江指挥部。

千里长江一路东下，来到铜陵羊山矶，江面顿时变窄，江水逆袭北上。羊山矶之东有一山，名曰长龙山，长龙山之东有铜官山，自古产铜。长龙山绵延向西40里，临近长江，脉分两支，犹如龙口，上颚于大通临江，下颚于羊山矶镶嵌江里。此矶阻遏江水，转江北上，实为历代军事要冲。国民党在此也驻扎一个师，用于防守此隘。

再说赵傍根受游击队支队长许万荣之托，将长江江防图装在用蜡密封的小瓶子里，系在身上，趁夜色，泅渡到灯笼沟。他选择了古人樊若水下江之处渡江，那就是羊山矶江岸。顺灯笼沟而下约200米就来到羊山矶旁。这里有国民党军设置的地堡、瞭望台等众多防御设施。

赵傍根，铜陵朝山村人，自小在地主家放牛打短工，精通打渔，水性很好，身体健壮。抗战时参加革命，交通员，隶属铜青南游击队，经常活动于长龙山、羊山、天屏山一带，身份一直很隐蔽。组织上选他送江防图，就是考虑到他的条件很好，政治觉悟高，机智勇敢。

1949年4月17日傍晚，赵傍根顺沟而下，隐蔽于沟边芦苇杂草间，蛇虫不时光顾，赵傍根一动不动，一直坚持到到晚上11点，赵傍根认为时机成熟，准备泅渡。他将带来的菱角盆推进水，就在这时，敌人的狼狗叫了！紧接着，一阵乱枪！

暴露了？赵傍根大吃一惊，悄悄退了回来，继续观察。不知赵傍根如何熬过这一刻。自己藏得好好的，怎么会被发现呢？这样一个死角，敌人很难发现，自己也很难逃跑，假如死了情报怎么送？想到北岸十万大军还在等待他的情报，不由得焦急万分，但他只能静静等待，并不断告诫自己，要沉着冷静。等了约半小时，枪声稀了，狗也不叫了。赵傍根直觉认为：敌人并没发现自己，只是因为狗叫而放枪。也就是鸣枪试探而已。于是，他再次推出菱角盆，沿羊山矶往江中划去……

虽是江南，4月天的江水仍旧冰冷彻骨，尽管赵傍根身体很好，但还是难耐江水的透凉，牙齿冻得“咯咯”直响。赵傍根奋力前游，水流激荡之声盈满耳际，不知不觉他被激流冲向下游，赵傍根不断与漩涡搏斗，因为下游几里的老洲有敌驻守，所以必须尽力保证到达预定位置。他满脑子盘旋一个念头：争渡！争渡！

然而，羊山矶江面狭窄，激流和漩涡力量巨大，菱角盆一打起转来，就难以控制，划了多时仍离南岸不远。瞬间，江面如同白昼，原来是敌人打出了曳光弹。如果敌人搜索江面，极易暴露。赵傍根内心焦急，摸摸那小瓶子，还在。瓶虽小，可里面的江防图是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侦查秘密绘制的，价值重大。

赵傍根想起游击队，不免思绪万千。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历经国民党多次清剿，就在1948年元旦前夕，在天屏山脚下的杨西冲，国民党63师又清剿游击队。他们一路从正面向杨西冲猛攻，一路翻过茗山占领天屏山头。游击队也兵分几路，与敌战斗，虽然击退了敌人，但战友刘四姐及班长潘丙炉、战士吴立成不幸壮烈牺牲。铜青南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战越强，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茗山游击根据地也逐步形成。

一个浪头袭来，打断了赵傍根的回忆。怎么办？这样的速度何时才能抵达南岸！救命的菱角盆现在成了累赘，依靠它提供安全是不行了，只有单枪匹马与激流搏斗，半米半米地前进。想到这儿，赵傍根果断弃盆，直接向南岸泅渡！

约凌晨四点，筋疲力尽的赵傍根终于抵达南岸。他在泥地上爬行，一站起身就摇摇欲倒。夜幕下，他的身影像个醉汉。岸边驻守的解放军侦查人员发现了他，觉得形迹可疑，是不是对岸派来的特务？于是将赵傍根送去指挥部审讯。

而赵傍根当时也多了一个心眼，救他的这些人是不是解放军，如果不是被他们发现江防图怎么办！面对询问，他前言不搭后语，但头脑仍在清醒地思考。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双方终于确定是自己人。

当谭震林展开赵傍根送来的江防图后，十分震撼，这如同雪里送炭啊！这是一张40×26厘米的白毛边纸，上面绘有国民党军队上自大通、下至荻港50多公里的沿江南岸军事布防图，标明了国民党第88军149师和第55军74师的所属各团、营、连的兵力部署、防守工事、火力、炮型、炮位，以及交通、通讯和渡口、水深、流速等重要信息。

因国民党也探知中路突击集团的作战部署，汤恩伯即将调整部署，谭震林遂于其调整前的20日夜按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令第21军、第24军、第25军、第27军四个军组成第一梯队，在铜陵、繁昌段强攻突破。24军接受渡江命令后，于17时开始炮火准备，摧毁敌沿江工事，压制敌纵深内要点，掩护船只由内河翻坝入江。20时，突击部队开始上船，并进行起渡前的现场政治动员工作。21时15分，70师第一梯队4个营，以船为单位在登垅地、仙估庙地段横渡长江，向铜陵新江口、沙凸拐、洼沟方向前进。71师第一梯队4个营，分别在小李凸、仙估庙大套周家口间起渡，向铜陵姚墩、王家拐急进。21时35分前后，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在文兴洲、套口、新江口等地强行登陆。至21日1时，70师在71师配合下全歼文兴洲守敌。

4月21日晨，71师渡过长江。70师于21日4时，以小木船和三角架等就便器材渡过夹江。上午8时，人民解放军顺利占领铜陵县城，随之占领铜陵城。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后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的第一座城市。傍晚，70师留下一个连，看守铜陵城。师部继续南下，在朱村将铜陵驻防任务交给中共铜陵县委。晚22时，由太平街、关帝庙进逼大通的70师208团，在大通与右邻21军胜利会师，铜陵全境解放。至此，24军胜利渡过长江，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国民党长江防线由此突破。

过江后的70师、71师一路追击国民党残部，国军闻风而逃，解放军先头部队很快抵达郎溪、广德地区。

与此同时，中路二十七军进攻的南岸是繁昌，正面江心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洲，名曰黑沙洲，是国民党军在江防中最下功夫经营的江中堡垒。洲上的防御工事，分为甲、乙、丙三类，可谓星罗棋布。仅甲类防御阵地就以地形构筑堡垒群，一个堡垒配合它周围的几个火力点，成为一个步兵排的据点，几个堡垒互相支援并以交通暗壕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加强步兵连独立战斗的堡垒群。几个堡垒群联系起来，就构成加强步兵营的防御枢纽。各火力点和堡垒有露出地面的，有藏在地下的，有真的，有假的。各大小据点均利用铁丝网、鹿砦、峭壁、池沼构成重重障碍，既能互相支援，又可在任何情况下独立战斗。 

面对这样复杂、坚固的工事，聂凤智的想法是：放弃强攻黑沙洲的计划，“越”过它，直取江南。具体做法是，在面对黑沙洲一字儿排开的三个师中，用一个师“看”住黑沙洲，另两个师从黑沙洲两侧“偷偷”绕过，智取黑沙洲。 

聂凤智的这一设想一出，马上遭到大家的反对，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更有人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黑沙洲是国民党军的水上咽喉，你想不取而过，怎么可能呢？但聂凤智却坚持认为：军事上的“绝对”是没有的。1940年夏天，他率“抗大”三团学员过正太铁路时，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在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通过。聂凤智经过亲自侦察，大胆决定：就从敌人守卫最严、兵力部署最集中的火车站旁边钻过；而且把自己的指挥所也隐蔽在火车站里。按常理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结果，几乎是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这一大群男男女女“偷偷”越过了正太路。解放战争中的“奇袭周村”、“潍坊攻坚”、“大文口设伏”，也是聂凤智巧妙运用这种万分之一的“可能”的“三大得意之作”。他之所以如此自信，主要是得益于在“抗大”时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学习，以及在实践中的探索和运用。 

对聂凤智的这些“杰作”，大家自然佩服。然而，“智取黑沙洲”毕竟是在江里，大家都心存疑虑，最后，聂凤智决定绕过黑沙洲，两翼出击。于是，令81师用一个团的兵力对黑沙洲进行半圆形的三面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79师和80师则绕过黑沙洲，直取南岸。 

4月20日晚19时，27军三个师面向江心黑沙洲和对岸鲁港至获港成一线摆开，趁夜色紧张行动，几百条渡船隐蔽拖至起渡线，指战员们纷纷登船执桨。21时不到，聂凤智下达突击过江的命令。全军大小渡船向江心飞驰突进。黑沙洲守敌果然像聂凤智所料，全部被81师一个团的佯攻火力所吸引，竟对两侧飞帆而过的大部队毫无反应，南岸的守军等到渡江大军快抵岸时才发现，于是，手忙脚乱地开始阻击。早已准备好了的江北岸炮兵，顿时排炮齐发，千万发炮弹在长江南岸敌阵地上炸开了花。渡江勇士们身贴船帮，冒着敌人炮火，奋桨急进。负伤了仍然坚守，许多战士毅然站到船工身前，以身体相掩护。有的船工负了伤，忍痛坚持摇橹不停。第一梯队仅用20分钟，就全部渡达南岸。 

聂凤智随第二梯队过江，黑沙洲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岛”，很快被81师在未亡一人的情况攻克。二梯队的一只小小运输木船，渡江中还缴获了敌人一艘不久前还耀武扬威的铁甲炮舰。 

聂凤智十分高兴，待各部都在长江南岸会齐后，他口授了一道电文，命令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拍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已经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4月21日晚，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以锐不可当之势，全线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顷刻间土崩瓦解；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在即，于4月23日仓皇弃“都”而逃。毛泽东令渡江大军主力昼夜兼程向南挺进，切断浙赣铁路，封死敌人南逃之路。聂凤智奉命于24日晨，率27军急速向东直切，堵截从南京、镇江、芜湖一线溃逃下来的敌人，围而歼之。 

渡江后的解放军展开千里大追击，聂凤智放眼望去，各路轻便的行军纵队像地图上的箭头一样，向东南方向疾进。沿途到处可见国民党军毁弃的车辆、大炮、军毯、被装、弹药，听到公路两边不时传来的枪声。聂凤智命令：“各师主力排除障碍，不为小敌和战利品所诱惑，迅疾向南逃之敌发起不停顿的追击。” 

战报不断传来，80师在宣城把两个团的敌人消灭在当年日寇修筑的牢固工事里。79、81师，在宣城一带与南逃大股之敌遭遇，经过激战，将敌人击退或歼灭。至24日傍晚，三个师在宣城一线歼敌三个军的残部近5000人。 

由于部队穿插太快，27日上午，军部机关赶到广德界牌村时，身边已没有什么作战部队，聂凤智命令大家暂时休息，自己则钻进路旁的一座草屋里，准备和各部队联系。刚打开地图，尚未找到各师到达的位置，突然听到村外响起了枪声，接着，密集的子弹在屋顶上嗖嗖横飞。聂凤智刚要问怎么回事，警卫员冲进来报告，村北已发现大股敌人。 

聂凤智一个箭步跨出草屋。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距他六七米远的地方爆炸。震得他两耳轰鸣，潮湿的泥土溅得满脸满身都是。从炮弹的威力上看，聂凤智知道那是60炮；从敌人的火力上判断，那不是散步游勇，而是一股正规军，但人数不多，最多个把营。 

是的，聂凤智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股从南京退下来的敌人。原属于“总统府”的警卫团，在逃窜中跑散了，其中一个营跑到广德界牌村时，发现被解放军拦住了逃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来得这么快!好在发现这是一个指挥机关，不会有多大的战斗力。于是，他们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快袭，想从指挥机关中间突出去，求得一条生路。 

聂凤智略一筹划，就毫不犹豫地命令：侦察连和通信连从侧翼包抄过去，其他人员警卫员、炊事员、给养员、文印员、便衣等勤杂人员和机关干部一起，从正面顶住敌人。在聂凤智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如果不会打仗、不能吃苦、怕痛怕痒、怕死怕累，那是呆不住的。所以这些人一上去，就让敌人吃到了苦头，不敢前进一步了。 

在聂凤智调兵遣将指挥包抄的时候，作战科长刘岩抓过一挺防空用的高射机枪对敌人进行平射。此时，刚巧又有一门掉队的山炮赶了上来，副参谋长李元立即将它投入了战斗。敌人万没想到，一个指挥机关有这么强的战斗力，而且有如此神速的反应。败逃之军何敢言勇?战斗很快结束，500多名敌军官兵乖乖地举手称降。

27军在吴兴与东面穿插过来的兄弟部队会合，截住了敌人的南逃之路，旋即聚歼了从南京、镇江、芜湖溃逃下来的五个军的敌人。

       本文摘自清河老毕所著《三国鼎立》